由 admin 
日本新任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上周在日本媒体上公开提及“日本引进核潜艇的必要性”。他的理由是“日本周边环境已经变得如此严峻”，且“周边国家都拥有核潜艇”。此前，日本防卫省下设的“从根本上强化防卫力相关专家会议”曾于9月份提交报告，称为强化“反击能力”，日本海上自卫队需为潜艇搭载可发射远程导弹的舰载垂直发射系统，而该系统的有效运用要求潜艇具备远距离且长时间潜航能力。基于此，该报告建议日本研发核潜艇。进入10月份，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在建立执政联盟的同时，也达成研发核潜艇的协议。这一系列言论和动态表明，核潜艇研发可能正在进入日本政府政策议程，因而引起地区国家乃至全球的警惕。
事实上，早在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时期，日本政府就曾秘密探讨研发核潜艇的问题。进入本世纪第三个十年后，日本关于核潜艇研发的讨论逐渐公开化。岸田文雄出任首相后不久，推动了“安保三文件”的修订。在相关的“防卫力强化加速会议”上，时任防卫大臣岸信夫称“不排除任何可行选项”。不久前，日本新任内阁官房长官木原稔针对核潜艇研发同样使用了“不排除任何可行选项”的表述，可谓一脉相承。
日本在研发核潜艇方向上愈发积极，部分原因是其寻求与美国建立“核共享”机制的尝试受挫。在此背景下，追求独立核能力被日本右翼政治势力渲染为“国家安保战略的重要一环”。但日本此举存在明显且严重的国际“合规”问题。
首先，日本研发核潜艇将冲击其国内和平主义规范。二战后，日本和平主义规范由《开罗宣言》《波茨坦公告》等国际法文件确立，并被日本社会内化，具约束力。依据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第二款中“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”的规定，日本自卫队的武器装备仅限于“出于自卫目的的必要最小限度”，即“不拥有攻击性武器”。此前历届日本政府主流见解认为，核潜艇明显属于“攻击性武器”。同时，在和平主义规范影响下，日本于1955年制定的《原子能基本法》明确规定，“核能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”。因此，研发核潜艇不仅与现行法律框架相悖，也突破历届政府对“实力”的既定见解，将进一步削弱国内和平主义规范效力。
不仅如此，日本研发核潜艇还将冲击国际核不扩散体系。当前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。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（“AUKUS”，奥库斯）框架下的核潜艇合作已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，被称为“教科书级别的核扩散”，破坏了本已脆弱的国际核不扩散机制。
相比之下，日本研发核潜艇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与规范的冲击甚至更大，原因有二：其一，日本长期发展民用核工业，近期又加快推动部分核电站重启，并选择可获得乏燃料钚的核电路径，使其具备获得武器级高浓缩铀作为核潜艇燃料的能力和可能。其二，日本的核不扩散承诺存疑，缺乏有约束力的国际监督。虽为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》（NPT）缔约国，但日本未加入《禁止核武器条约》（TPNW），原因在于其为“核门槛”国家并有“潜在拥核”之嫌，近年来还有右翼政客公开宣扬“现实拥核”。此外，日本钚核电站及其衍生的钚在美国庇护下缺乏国际监督，为高浓缩铀用于核潜艇动力甚至核武器用途留下潜在“漏洞”。
毫无疑问，研发核潜艇超出日本和平宪法允许范畴，将严重危及地区和平与战略稳定。鉴于核潜艇的技术特性，日本此举将加剧军备透明度降低，引发周边国家乃至全球强烈担忧。同时值得注意的是，日本近年来将大量防卫预算投入军事人工智能领域，意在加速军备智能化布局。如果应用于核潜艇，人工智能运算过程存在“黑箱”现象，可能带来更大核扩散风险。
试图将核潜艇研发从政策建议纳入日本政策议程，意味着日本正作出严重负面示范，这将极大削弱其作为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》缔约国的信誉。国际社会绝不能容忍日本随意释放这种“核冲动”。
（作者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商务外语学院学者）
https://finance.sina.com.cn/roll/2025-11-12/doc-infxatcm3790519.shtml